国家公务员局网站10月14日发布《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》。

　　报考者年龄从35周岁以下放宽到38周岁以下，对于2026年应届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，从此前的40周岁以下放宽到43周岁以下。

　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多地进一步放宽了考编年龄限制，引发了网友的热议。而国考年龄上限放宽的消息一出，舆论最先聚焦的便是对“35岁职场危机”的回应。

　　但剥开舆论的表层解读，从基层岗位的精准倾斜到应届硕博43岁的放宽上限，这场年龄变化的逻辑链条里，藏着远比“缓解中年焦虑”更深远的考量。

　　主动适配劳动力市场

　　国考年龄调整的首要逻辑，是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主动适配。
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《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4》数据显示，我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升至39.72岁。

　　此前在公务员考试，以及企业招聘中所谓的“35岁硬性门槛”，实际上早已与职场主力年龄脱节。

　　随着国民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，一名博士毕业生入职时可能已接近30岁。若将职业“黄金期”框定在35岁前，则意味着高学历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被压缩。

　　更关键的是，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推进，劳动者的职业年龄周期有同步调整的需求。

　　国考对报考年龄进行调整，与国家宏观政策的深度协同，与人口趋势、退休政策形成共振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政策在协同推进中，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。

　　为避免对应届生就业造成冲击，本次国考设置了2.6万个应届专属岗位，占比超六成，既保障了青年人才的就业“基本盘”，又为成熟人才打开了通道。这种“兼顾两端、精准施策”的设计，彰显了政策的系统性与周密性。

　　传递公平就业积极信号

　　近一段时间以来，多地进一步放宽考公考编年龄限制。

　　上海市2025年度考试录用执法类公务员公告明确，年龄条件为18周岁以上，38周岁以下；江苏省省级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，遴选年龄要求为38周岁以下。

　　在事业单位招录中，四川多地发布事业单位招聘方案明确，年龄条件限制为本科38周岁以下，研究生43周岁以下。山东、新疆、贵州等多地亦将部分事业单位岗位年龄要求放宽至45周岁以下。

　　2024年9月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》明确提出“消除地域、身份、性别、年龄等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”。

　　公务员考试作为就业市场的重要风向标，其放宽年龄限制是党政机关带头落实中央政策的明确信号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“35岁被优化”的职场怪圈，本质是评价体系不当的产物。当国考撕开这道裂缝，其示范效应正逐步显现。从政府到市场的观念传导，正在破解“中年焦虑”的社会根源。

　　公务员招录政策对全社会具有风向标意义。国考年龄的进一步放宽，传递出注重个人能力的积极信号，有望引导企业招聘理念的转变，推动构建更加包容的就业市场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的实施，打破了“年龄晋升天花板”，让大龄的公务员入职者若实绩突出，仍有晋升希望。

　　此举有助于缓解普遍性的社会年龄焦虑，构建一个对各个年龄段劳动者都更加友好、包容的发展环境，最终推动形成一个以能力、贡献而非出生年份来衡量个人价值的社会共识。

　　优化公共部门人才结构

　　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只是技术升级，更是“情境知识”与“规则知识”的耦合；情境知识只能随年龄与经历累积，无法速成。

　　基层治理的“熟手荒”早已不是新鲜话题。

　　35岁左右的从业人员通常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实操能力，在应对基层的复杂问题和群众工作等实务中，更具优势。放宽年龄限制，可使公共部门吸纳更多具备实践经验的人才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。

　　在高端领域，年龄放宽则直指“人才断层”问题。

　　知识产权、科技创新等前沿领域，往往需要10年以上的学术积累与实践打磨，40岁左右正是科研成果爆发的黄金期。应届硕博放宽至43岁的政策，为高端人才提供了从学术成果到公共服务的转化通道。

　　当前，国家正在用“公务员招录”这一最具示范性的公共政策，撬动全社会招聘标准从“出生年份”转向是否胜任转变。

　　从35到38，三年之差的背后，是对人口结构的精准研判、对治理需求的深刻洞察、对社会价值的主动引领。这场改革或许被舆论简化为“解中年之困”，但其本质是一次多维协同的制度创新——既衔接了延迟退休的宏观政策，又填补了治理现代化的人才缺口，更推动了社会评价体系的观念革新。

　　《南方》杂志全媒体记者、南方+记者｜石静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