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2日，作家马伯庸亮相第33届香港书展，并以“小说与中国近代医事传奇”为主题与数千名读者畅谈“医术之外”的中国近代医学趣事。活动期间，马伯庸谈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、生活感悟以及新书背后的故事。

　　马伯庸新作长篇历史小说《大医》，讲述中国近现代医疗故事，三个出身、性格、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，在同一个时间点踏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，他们在动荡的年代里，以精湛医术为人民服务，他们以言传身教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医者，成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故事。

　　马伯庸说，为创作新书曾花费三年时间调研中国近代医学史，“我搜集到了很多非常有趣，但非常冷门，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中国近代医学相关的事情，有很多发人深省、可歌可泣的的事迹，甚至有一些是对文化造成了影响的故事。”

　　讲座伊始，他和读者们分享了一则发生在广东的医学趣闻。1834年，美国人伯驾（彼得·帕克）从耶鲁大学的医学院和神学院毕业，后来漂洋过海抵达广东，如愿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，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——博济医院。孙中山曾在这所医院学医并师从伯驾。之后为了纪念孙中山，博济医院也改名为孙逸仙纪念医院。

　　在广州行医期间，身患肿瘤的病人逐渐吸引了伯驾医生的注意。当时，手术在中国并不常见，这些人的肿瘤却在疯长。他们承受着难以想象的折磨，伯驾医生应患者要求切除了肿瘤。伯驾医生在他的医学日志上记录了这些患者的案例。由于当时没有照相机，所以他就找到了一位广东油画师关乔昌，用画笔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医学档案。

正在绘画的关乔昌

　　“这些画作最初的创作也许是出于实用目的，但它们如今已成为伟大的艺术品。”马伯庸介绍，关乔昌不仅有着高超的油画技艺，还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绘画功底。“当时广东流行一种画法叫做通草画。关乔昌在用西方油画风格画完之后，又用通草画的方式画了完全一样的一版。通草画表现出的细节比油画更精致。除了画出非常细腻的病理特征之外，把人物的神态和气质也都完全体现出来了。”

　　马伯庸认为，一位广东画师能用中国传统绘画技艺，将当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西医治疗手段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，是一件非常有意思且了不起的事情。“这既是中西医学史上的交流，也是艺术史的交流。”

关乔昌笔下的伯驾医生

　　在“历史缝隙中寻找蛛丝马迹”的过程中，马伯庸还发现了一件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相关的陈年往事。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，是我国著名儿科专家，193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，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，曾任南京中央医院儿科主治医师。1937年随中央医院西迁贵阳，担任贵阳分院负责人并兼任湘雅医学院教授。

　　“这封信是我朋友收藏的一封手写信，特别宝贵，他用塑料薄膜把信纸包起来给我看。信的抬头是‘中央医院贵阳分院公用信件’。 这是钟世藩先生写给中国结核病学家、肺科学家吴绍青先生的一封工作信函。信中提到当时贵阳遭到了侵华日军的轰炸，死伤严重，希望能为贵阳分院提供所列的19种药品。”马伯庸说，这份信写于1941年12月24日，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候。钟先生写完主要内容后觉得在如此艰苦的时刻，应该给同僚一些鼓励，一起坚持走出至暗时刻，所以他在信的结尾用英文写下了两句祝福，Wish you a Merry Christmas and a Happy New Year（祝你圣诞快乐以及新年快乐）。“祝福非常简单，但如果我们结合时代背景和这两位的关系，我们就能感受到什么叫‘大医’。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之下，两个极为优秀的医疗工作者互相勉励、互相扶持，希望能够一起等到抗战胜利的一天。”

　　“钟世藩先生写这封信的同时，他身边还有一个5岁的小孩，刚刚和他一起从上海逃难到贵阳。这位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叫钟南山。”马伯庸望着大屏幕上的照片继续说，“大家可以看到父子两代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基因的力量非常强大。我特别喜欢历史之间的联系，往往在你想不到的细节或故事中，你所熟悉的人物就会出来串场。当这些串场和联系建立得非常多之后，你脑海中就有一个历史大图景的概念。”

　　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，马伯庸全程脱稿，对着大屏幕展示的旧照片侃侃而谈，可见他对所讲的故事，已经完全熟稔于心。“查阅史料是一件让我开心的事情。在阅读这些资料时，我经常会被史料里的只言片语，或者体现出来的小人物、普通人的生活、命运细节所打动。”马伯庸说，传统史学对大人物的关注非常多，但对大时代夹缝中的普通人、小人物着墨、关注很少。当他从只言片语、字里行间看到一些小人物的呐喊、挣扎、诉求，就非常受吸引。他认为，普通人对历史的理解，要更多地从小人物的共鸣开始。理解普通人的命运之后，才能理解大时代。“纵观整个近现代史，我能深切地感觉到，虽然有很多大人物站在历史的潮头，但普通大众才是真正推动历史潮流前进的动力所在。”

　　谈及新作《大医》，马伯庸表示，创作理念源自两段世代相传的医学语录。一段是希波克拉底誓词，其被称为全世界每个医学生的入学第一课，也是每个医生言行自律的最高规范。另一段话，是唐代名医孙思邈在《千金方》中关于“大医精诚”的论述。

　　“我看到这段话时很惊讶，一位古希腊的医学家和一位唐代的中医，两人文化背景、时代完全不一样，但是他们竟然得出了同一种结论：只要你是医生，你的天职就是救人，不会因为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。这说明医生这个职业是超乎文化的，也是超乎国界的。它是一种俯瞰整个人类，以整个人类健康为己任的一种职业。”马伯庸进一步解释，“大医”一词表达出他对医护人员的尊崇之心，特别是经历了过去三年的抗疫，他希望大家能够记住，在每一个历史节点做出贡献的医生，“观古而知今，更希望大家对我们身边的医护人员多一点尊重，多一点理解”。

　　GDToday记者 陈晨 许晓鑫 发自香港